王锁劳

　　16日，为对抗埃及军警的“武力清场”，穆兄会支持者举行百万人大游行。军方则继续铁腕措施，声称允许特殊情况下用“实弹射击”对付示威者。这不仅招致多数国家的谴责与不满，而且引起世界舆论对“阿拉伯之春”走向的反思与忧虑。有人说，埃及革命已经死亡，新生的民主体制将重新被“警察国家”和“军人专政”所取代。言外之意，埃及将有可能回到另一个穆巴拉克时代。显然，这是一种极度悲观的看法。

　　埃及曾被西方舆论认定为“阿拉伯之春”的典范：人民议会和协商议会选举成功举行，首位民选总统如期产生，新宪法经全民公投通过生效。与突尼斯、利比亚这两个经历“阿拉伯之春”的北非阿拉伯国家相比，埃及民主进程中的每一步不仅顺利推进而且进展神速。倘若没有今年的“广场革命”、“军事政变”以及“武力清场”，埃及政治转型的成功经验简直可以写进伊斯兰国家政治发展的教科书。

　　然而，埃及毕竟是埃及，在经历了前总统穆巴拉克30年的威权统治之后，其政治转型过程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既不能用非黑即白的眼光来简单看待埃及两年来的政治发展，也不能怀着过度乐观或极度悲观的心态来审视埃及的历史发展。未来埃及政治局势的走向，除去外部因素不谈，至少取决于三种相互交织的复杂因素：

　　第一，军人集团的作用。军人是埃及共和国61年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在埃及总共5任正式总统中有4位是军人出身。长期的军人统治使军人成为埃及最大的利益集团，高级军官在退役后要么跻身内阁，要么出任省长、市长或其他高级职位。目前军方最高领导人塞西将军，名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实为埃及最高统帅。在推翻穆兄会政府后，他能否履行承诺，于不久的将来还政于民，实为埃及政治发展的关键。

　　第二，穆兄会的斗争策略。穆兄会在被赶下政治舞台后，又遭到武力镇压，包括总统穆尔西、穆兄会总指导巴迪亚在内的高级领导人都被关押。值得一提的是，埃及前总统纳赛尔也曾对穆兄会进行过几乎毁灭性的打击，此后萨达特和穆巴拉克都曾对穆兄会保持警惕和高压态势。但穆兄会不断进行策略调整，最终于2011年革命后成为埃及政坛最大的一支力量。如今面对又一次毁灭性打击，穆兄会如何进行下一步策略调整？如果选择暴力对抗，埃及将有可能陷入长期动荡。而长期动荡可为军人集团提供持续干政的借口。

　　第三，自由派的作用。自由派是埃及2011年革命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但也是革命后的失落者。自由派代表、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一方面支持军方发动政变，并在政变后出任临时政府副总统；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武力清场，指责清场充满暴力和血腥，不愿承担历史责任，辞去副总统一职。自由派崇尚所谓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是军人集团和穆兄会之外的又一实力派。

　　军人集团、穆兄会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权力和党派利益之争。但对于绝大多数埃及民众而言，他们渴望的是经济状况的好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秩序的改善和政治制度的良性运转。如果说穆尔西因未能实现民生诉求而被民众抛弃，那么将来任何党派上台都会面临同样的境况。▲(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